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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文人笔记中的疑经思潮

来源:雷竞技-《光明日报》2019-05-13 05: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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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:王长红(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)

  疑经之风在北宋前就已悄然吹起。朱维铮的《中国经学史十讲》认为其源于唐宋之际的经学革新运动,而张富祥的《宋代文献学研究》则认为文献学意义上的疑古辨伪萌芽于先秦时期,但真正形成一种思潮还是在两宋时期。尽管疑经思想滥觞于赵宋之前,但尚未波及《周易》和《诗经》,自从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《易童子问》否定孔子作《易传》之后,这一风气,在宋代文人笔记中就多有体现。欧阳修又著《诗本义》,力求摆脱汉唐章句训诂的束缚,形成“求诗人之意,达圣人之志者,经师之本也”和“讲太师之职,因失其传而妄自为之说者,经师之末也”的“诗本末”论(《诗本义》卷十四《本末论》),“本末”从此成为重要的诗论范畴,《诗本义》也促进了宋代诗学的变革和发展。宋代学者的怀疑精神,对包括易学、诗学在内的整个宋代学术的治学理路、学术体系的架构等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  关于《周易》的作者,司马迁的伏羲画卦、文王重卦、孔子作传之说在唐初孔颖达等人编撰《五经正义》前几成定论,然此说在疑经盛行的两宋时期饱受质疑和挑战。欧阳修之后,很多学者对《易传》诸篇与孔子的关系进行了种种论断。有的肯定孔子作《说卦传》,如宋祁在《宋景文笔记·卷中》说“孔子叙乾为玉、为金,坤为牛、为舆之类,本释他卦所引,非徒言也”;有的主张孔子作《系辞传》,其余篇章乃孔子后学集其训解而成,如两宋之际王观国的《学林》主张孔子作《系辞传》,并认为《文言传》与《论语》一样皆由其门人弟子汇集成书,《文言传》与《系辞传》之所以含有“子曰”二字,是因为孔子曾做过训解,后由弟子记录下来;有的则彻底否定孔子作《易传》之说,仅认为其“述”《彖》《象》二传,如南宋叶适《习学记言序目·卷三》载“言‘孔氏为之《彖》《象》《系辞》《文言》《序卦》之属’,亦无明据”,“所谓《彖》《象》《系辞》作于孔氏者,亦未敢从也”,等等,不一而足。从而掀起了一股怀疑之风,一些学者在对孔子作《易传》之说否认的基础上进而对《周易》古经的作者亦有所疑,并自标新说。有的认为周公和孔子作卦爻辞,如王观国《学林》认为,如果按照伏羲画卦、文王重卦说,文王则为爻辞的作者,但文王之时箕子尚未明夷,因此文王无法预言箕子明夷之事,所以其批评颜师古之注《汉书》,不明此处文王作爻辞与箕子明夷之间的矛盾,提出卦爻辞为周公、孔子所作说;有的认为画卦重卦之人为伏羲、文王作卦辞、周公作爻辞,如南宋王应麟在《困学纪闻·卷一》中认为《周易》伏羲之时仅有卦画,至文王始有文字,即画卦重卦之人为伏羲,否认文王重卦,主张文王作卦辞,在此书卷二中认为周公作爻辞;有的则彻底否认伏羲画卦、文王重卦说,如叶适在《习学记言序目·卷三》中从起源上对此说予以否认,其依据《周礼·春官·太卜》“太卜掌三《易》之法,一曰《连山》,二曰《归藏》,三曰《周易》,其经卦皆八,其别卦皆六十有四”,以为《周易》与《连山》《归藏》一样,原本就有八经卦、六十四别卦,无须伏羲画卦、文王重卦,故其认为画卦重卦之说“盖出于相传浮说,不可信”。

  以自标新义、自创新说而著称的宋代学者,其怀疑步伐并未止于《周易》经、传的作者问题,他们还改动经传文字,而且对《周易》经、传的篇章次第进行了再审视,并编订了很多所谓的“古本《易》”。据王铁的《宋代易学》统计及宋人笔记所载,王洙、邵雍、吕大防、晁说之、薛季宣、程迥、吕祖谦、吴仁杰、周燔等人皆编订过所谓的古《周易》。

  “古本《易》”的编订,是疑古思潮深化的必然结果,使宋代经学由“疑经”发展到“改经”,并波及其他儒家经典。另外,与《诗本义》几乎同时出现的苏辙的《诗集传》以“《诗》之《小序》反复繁重,类非一人之词,疑为毛公之学,卫宏之所集录”为由,主张“惟存其发端一言,而以下余文悉从删汰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十五),即弃《序》言诗,突破了汉唐诗学的藩篱,也为宋代诗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。其后,朱熹承袭了欧阳修、苏辙等人的疑古精神,除以吕祖谦的《古周易》为底本撰写《周易本义》而使经、传分离外,而且还尽废《诗序》,加剧了宋代《诗序》之争,同时也为宋代诗学研究注入了理学观念。总之,学者“改经”风靡一时,“毁《周礼》,疑《孟子》,讥《书》之《胤征》《顾命》,黜《诗》之《序》”(《困学纪闻》卷八),将疑经思潮推向极致。

  宋代学者并不是纯粹疑经、改经,而是借此创建新的治经方法。在很多学者看来,既然包括《易传》《诗小序》等很多汉代以前的解经阐经之作,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,那么汉唐之际的注解更是自不待言,在这种思维定式的影响下,他们自然认为汉唐传说必然有违经义,因此主张治经抛弃传说,独研义理,从而形成了风靡两宋、历经元明而不衰的宋学,革除了注疏之学的僵化之弊,为经学发展注入新风。然宋学重义理阐释而轻文字训诂,有空疏之嫌,因而在疑古大潮之中,亦有部分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文字讹误、脱衍、训诂及典章制度的考辨、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考证等予以独特关注,又形成了历史考据的治经方法,给宋代学术带来少许厚重感。如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一书,或借他书所载,或据字形、字体,或文注互证,校勘经传之文二十处。虞翻释《坎》卦之上六爻“系用徽纆,寘于丛棘”时所说的“狱外种九棘”,后人多不解其意,洪迈据《周礼》《礼记》所载典章制度,疏证“九棘”的来龙去脉,言而有据,使人对虞氏之误了然于胸。

  另一方面,亦有部分学者在否定孔子与《系辞传》关系的基础上,本之疑经,将怀疑精神引向以《系辞传》为主要立论基础所构建的程朱理学,进而架构新的理论体系对其予以反驳和挑战,从而使疑古思潮在两宋呈现出纵横交织的局面。如南宋永嘉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,在继承欧阳修疑古思想和事功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薛季宣“改经”传统的基础上,否定孔子与《易传》的著作关系,认为孔子不是“作”而是“述”《彖传》《象传》,这对以《易传》尤其是《系辞传》为主要理论依据的程朱理学的宇宙本体论和创化论而言,不亚于是釜底抽薪,动摇了其立论基础,也否定了其正统性;并以《彖传》《象传》为基点,依据张载的气论说,以孔子未言“太极”为由,提出了以“气”(“物”)为万物之源的本体论及“气”经阴阳交感而成万物的创化论,与理学家们以“理”为本、物生于“理”的本体论和创化论截然不同。正因叶适主张以“气”为本、“气”生万物的本体论和创化论,所以其认为《周易》通过对万物之“象”的模拟来体现其德行及安身立命之“理”,而且此“理”不能脱离“象”(“气”或“物”)而存在,因此认为只有将从宇宙万物中体认的“理”与万物相结合,才能检验“理”的正确与否,体现了其以“物”(“器”或“气”)为本、“物→理→物”的认知论和践行观,并基于孔子所述之《彖传》《象传》崇尚阳刚、强调自强不息等因子,形成了一套以事功为目的、以知行合一的修德观和践行观为主体内容的易学哲学体系,与当时内省尚虚、以“理”为本的程朱理学形成鲜明对比,并对后来王夫之等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  宋代疑经思潮对两宋学术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,在理学思想的世界中形成了关注社会现实、强调事功的事功学说,尽管仍未完全脱离程朱理学的窠臼,但在学说的贯彻途径和终极目标的实现上已与之有明显差异,对推动思想和学术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  《光明日报》( 2019年05月13日 13版)

[ 责编:孙宗鹤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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